走向死亡，也就意味着走向宗教。宗教为死亡美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。中国历史上哪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帜呢？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，装神弄鬼，颇类滑稽闹剧，背后却有极其深刻的人类集体无意识。

作者在二十世纪末的语境下提出此观点，意在刺破历史表象。他指出，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往往借助宗教（如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、黄巾军的太平道）来组织动员，这看似“装神弄鬼”的闹剧形式，实则触及了人类面对不公、苦难与死亡时最根本的恐惧与渴望。宗教在此提供了超越现世苦难的承诺、严密的组织逻辑和神圣的合法性，将个体对死亡的畏惧，转化为集体求生的狂暴力量。这揭示了在专制与困顿中，宗教如何成为底层民众唯一可用的思想武器...

在现代社会，其启示超越了农民起义的具体历史。它帮助我们理解，当个体或群体面临巨大压力、不公或存在性焦虑（如疾病、灾难、社会危机）时，寻求某种“类宗教”的信念体系是深层心理本能。这可以体现为对某种主义、偶像、商业品牌甚至网络社群的狂热追随。它提醒我们，在面对集体情绪与宏大叙事时，需保持一份清醒，审视其背后是否利用了人们对“终极归宿”的恐惧或对“救赎”的渴望，从而避免陷入非理性的盲从。

因此，这句话的核心在于揭示：死亡这一终极命题，如何催生了最具动员力的精神资源——宗教。它既是个人心灵的慰藉所，也可能演变为历史舞台上改天换地的集体剧本。理解这一点，便是理解了许多社会运动深层的心理动力与美学包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