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是“真诚”的人，也不会产生很多“启发”，也不是要“讽刺”什么。我不是教条主义者，也不是寓言家。政治和经济，原子弹，原始的和抽象的艺术形式，整个东方，在苏俄发生的“解冻”的征象，人类的未来等等，所有这一切与我都无关紧要。就像我的另一部小说《斩首之邀》――与现在这部小说倒是有着明显的关联――一样，把《庶出的标志》和卡夫卡的作品或者是奥威尔的陈词滥调不加分析、不动脑子地比较只会证明，做这种比较的人既没有读过那位伟大的德语作家，也不可能读过那位二流的英国作家。

那么现在呢？现在，国家会帮助我处理我的生意。国家来控制我的收入――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我的党员小舅子，坐在办公室里，办公桌上有一块大玻璃板，他会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帮我账目搞清楚的：我会比我以前挣得还要多，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属于一个幸福的社会。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家庭里――一个巨大的家庭，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，亲如一家。因为每个人在党里都有一些亲戚。我姐姐说她下载很遗憾，因为我们的老父亲不在了，他曾经是那么害怕流血。根本不可怕。要我说，我们早毙了那些捣乱的聪明的家伙，因为那些反埃克利思的家伙最后自作孽不可活，我们就越――

— 纳博科夫 《庶出的标志》

时间死了，万物安然无恙，一片天鹅绒般舒适的寂静。睡眠不知不觉间利用了这种幸福和解脱，然而这会儿睡着了，仍然不得安宁，因为睡眠是由六十四个方格和一个巨大的棋盘组成的，他就站在棋盘中央，一丝不挂，浑身发抖，有一个小兵那么大，望着各子所处的大概位置。只见那些棋子或戴王冠，或长马鬃，一个个硕大无比。

— 纳博科夫 《防守》

夫妇间的通信多半难以示人。即便著名作家给他们的配偶写起信来，也无多少情趣可言。乔伊斯写给诺拉・乔伊斯的情书，主要因信中猥亵的语言而为人熟知，而不是信的抒情性。在弗吉尼亚・伍尔夫写给她丈夫的信中，只有最后一封信――即“自杀便函”，信中她为“生活中的诸多幸福”感谢他――会在读者的记忆中留存下来。显然，纳博科夫写给他妻子的信则写得异常丰满，令人难忘。这些信几乎总是有趣、浪漫和精练，并不能简化为几句金玉良言。

— 纳博科夫 《致薇拉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