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说的是，当年写的东西，停笔之后整整二十年不曾寓目。还是母亲在替我编“三十年集”时提起，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。我这才从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若干纸箱之一中找出来，不论当初发表的刊物，还是手稿，纸张都已经泛黄了。

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，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他送我到一个地方――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――然后他站住了，而我越走越远，渐渐看不见他了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我是“悔其少作”的，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，已经在二十五年前烧掉了，有一次写文章中言及此事，道是“幸未谬种流传”。另有一句老话叫“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非”，较之“悔其少作”显然有程度上的差异，我现在可以说正处在二者之间，虽然实际岁数早已超过那个期限，好像要坐实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”似的。这也就是我将自己过去写的小说重新编选出版的原由。其实我出别的书，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即使是正在写的，未必没有一个“非”字在未来等着。勉强说是觉悟不到，然而我想，如果确定能有觉悟的那一天，觉悟得晚一点儿也未尝不可。

— 止庵 《喜剧作家》

经历了生死之后，隔着死去看生，才明白生的意义。这样我们才会努力生活得更好一点，努力对另外一个人好一点。我们对待故者的态度，其实就是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。我们珍惜一个离去的人，其实是珍惜他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。

— 止庵 《作家止庵和编剧史航对谈生死》

”晚饭后看了金基德的电影《收信人不详》，看后很压抑，我不明白韩国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愤恨，仇恨历史或世界对他的不公，永远是气狠狠的，都欠他们似的。“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“我在一九三五年随父母去了好莱坞的拍摄现场，看见秀兰・邓波儿（当时我最迷的影星）和她妈妈坐在汽车中，我们请她签字，我当时太兴奋了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死之确定，可能使生更其确定，也可能使生很不确定。满足或遗憾，快乐或痛苦，也许想大家一贯认定的那样处于人生对立的两极，也许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。 我们只能站在“曾经存在”之外去看它；同样，我们无法站在“曾经存在”之外去看它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现在我读这些文字，感觉母亲出国一看的期望，以及终未成行的失望，是那么黑暗而沉重；这里则仿佛是缝隙之间透出的一点光，是母亲对于期望的去除的一瞥。记得她曾以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自喻；那篇童话写道：“谁也不知道，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。”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这念陷我于困惑不解：满足，遗憾，快乐，痛苦，这些感觉仿佛很坚实，又仿佛很脆弱――它们太依附于生了，他们无法超越死。如果人的一生无可避免地要归结为一个“死”字，那么此前所经历或未经历的一切，可能都在这种概括、这种定义里成为细微末节，无关紧要，乃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当然也可以说，它们因而变得至关重要，就因为有过就是有过，没有过就没有过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我不禁心生感慨：中国人历经苦难，花了多少时间尚且没有达到正常人或普通人的生存状态；在此期间，有整整几代人几乎什么愿望都未能满足。我从母亲至死未泯的种种期待――包括出国旅游――中，深深体会到这一点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

正所谓“睹物思人”――这种“思”鲜明、强烈到有种将人逼至角落之感，简直难以承受。

— 止庵 《惜别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