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胡愈之了。20世纪20年代，胡愈之在 《东方杂志》、《世界知识》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，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。他从世界看中国，不是从中国看中国，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。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，但零零碎碎，很模糊，不能联系实际，看到大局。胡愈之的文章像清醒剂，唤醒了青年们。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，初次看到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。我就是受到启发的青年之一。

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。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：“你们怎么看报的？”他说：“看报有门道。第一，看完报，要问自己，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？第二，再问自己，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？第三，还要问自己，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？如果不知道，就去图书馆查书，首先查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。”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，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，觉得知识有所长进，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张允和的去世，对我是晴天霹雳。我们结婚70年，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。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。有位哲学家说过：“人如果都不死，人类就不会进化。”残酷的进化论！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，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。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。他说：“人的差异在业余。”据计算，一个人到60岁，除吃饭睡觉，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，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。通过业余学习，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多看看，多想想；能读书，千万别放弃。

-- 周有光

巴黎开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（ISO），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。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，花了三年时间，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。原来中国运动员跑到外国去打球，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，人家以为是好多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一个鲁迅就有二十多个拼法，外国人以为有二十多个人。英文有英文的拼法、法文有法文的拼法、德文有德文的拼法、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。还有其他的拼法。开会开了三年哪。开了好多次会，大都在外国开的，只有一次在中国南京开。最后，要由全世界投票，要四分之三通过才算，成为国际标准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托古改制就是微言大义。公羊学派里面的微言大义，暗中包含着批评的道理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我85岁离开办公室。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，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。 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，我一看，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，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。 离开以后，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。 到家里后，有什么看什么。香港的、美国的朋友，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。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，看历史问题的书，文化问题的书。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。 现在都是手机、电脑。手机要保姆打，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。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，下设拼音方案委员会，委员都是兼职。另设第一研究室，又叫拼音化研究室，研究方案和拼音化的实际问题，我担任第一研究室主任。中国没有字母学。我写了一本《字母的故事》，介绍世界上的字母情况。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、陆志韦和我，三人起草了第一个草案。我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：拉丁化、音素化、口语化。我们很高兴，制订出来一个采用国际性拉丁字母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这个方案提出后要经过好多个关，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、国务院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一层一层地通过。1958年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，公布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

在美国，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“虚构类”和“非虚构类”，就问美国朋友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分？”朋友回答：“‘虚构类’是文学类，‘非虚构类’是知识读物类。”美国教育家提倡：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，培养形象思维；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，培养逻辑思维。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，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。这就是“读书按比例”。

-- 周有光 《百岁忆往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