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土星的标志下

（“每次意志被击垮”〔波德莱尔语〕所产生的绝望是现代艺术家及知识分子――尤其是那些既是艺术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人最为典型的抱怨。）一个人只好去工作，否则，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了。甚至连忧郁质的迷离也用于工作，忧郁的人也许会努力培养一连串变化无常的幻觉状态，如梦幻，或者是通过吸毒以进入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。超现实主义积极重视波德莱尔以极为消极的方式体验过的东西：超现实主义并不因意愿的消逝而感到悲伤，而是将之提升为一种理想，认为可以依靠梦的状态来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物质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对于出生在土星标志下的人来说，时间是控制、不足、重复、仅仅实现等等的媒介。在时间里，一个人不过是他本人：是他一直以来的自己；在空间里，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。本雅明方向感差，看不懂街上的路牌，却变成为对旅游的喜爱，对漫游这门艺术的得心应手。时间并不给人以多少周转余地：它将我们从后往前推，把我们赶进现在通往未来的狭窄的隧道。但是，空间是广阔的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、不同的位置、十字路口、通道、弯道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、死胡同和单行道。真的，有太多的可能性了。由于土星气质特征是迟缓，动辄表现出犹豫不决的倾向，因此，具有这一气质的人有时不得不举刀砍出一条道来。有时，他也会以举刀砍向自己而告终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土星气质的标志是与自身之间存在的有自我意识的、不宽容的关系，自我是需要重视的。自我是文本――它需要译解。（所以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讲，土星气质是一种合适的气质。）自我又是一个工程，需要建设。（所以，土星气质又是适合艺术家和殉难者的气质，因为正如本雅明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那样，艺术家和殉难者追求“失败的纯洁和美丽”。）建构自我的过程及其成果总是来得过于缓慢。人始终落后于自身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带着他的残篇断简、他的傲睨一切的神色、他的沉思，还有他那无法克服的忧郁和他俯视的目光――会解释说，他占据了许多“立场”，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、非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，直到永远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本雅明回忆童年时代和母亲散步时的倔强，母亲会把无关紧要的行为内容变成对他实际生活能力的测试，因而强化了他本性中笨拙无能（“到今天我都不会煮咖啡”）和极其倔强的层面。“我比实际上似乎更迟钝、更笨拙，也更愚蠢的习惯源自这样的散步，这样的习惯具有一种随之而来的极大的危险性，即它会使我认为比我实际上更敏捷、更灵巧，也更精明。”这一顽固造成的“最严重的后果是，进入我视野中的东西我好像连三分之一都看不到”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土星气质的一个特点是认为该对其本质的退缩负责的是意志，于是对意志加以指责。忧郁的人相信意志是软弱无力的，便加倍努力，来发展意志。如果这些努力是成功的，那么，随之而来的意志的“疯长”通常就会以工作狂的形式出现。因此，始终为“淡漠忧郁——苦行僧常患的病——所苦”的波德莱尔在许多信件及其《私人日记》结尾处，总是充满激情地保证干更多的工作，连续不断地工作，除了工作，什么都不干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土星的影响使人变得“漠然、犹豫、迟钝”，他在《德国悲剧的起源》里写道。迟钝是忧郁症性格的一个特征。言行笨拙则是另一特征，这样的人注意到太多的可能性，而未发现自己不现实。还有一个特征便是顽固，这是因为他渴望高人一等――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事情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忧郁质气质的人感到自然界、自然的情感世界并没有什么诱惑力。《柏林童年》和《柏林纪事》中，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情感完全被疏远的儿子；作为丈夫和父亲（他有一个儿子，生于1918年，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本雅明的前妻移民英国），他似乎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。对忧郁的人来讲，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、多愁善感的东西；这是对意志、对独立性的压榨；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。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，忧郁的人有种直觉，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需要孤独――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，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。人要做完一件事情，就必须独处，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。本雅明对婚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《亲和力》的文章中。他的研究对象――克尔恺郭尔、波德莱尔、普鲁斯特、卡夫卡、克劳斯――都从未结婚；据舒勒姆说，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“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”（他1917年结婚，1921年以后就与妻子感情不和，1930年离婚）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

对于忧郁症来说，装腔作势、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。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，不明朗。那些高人一等的、不足的、情感迷惘的感觉，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、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——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，或在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。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，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，即“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”。

— 苏珊・桑塔格 《在土星的标志下》